比如在财政收入指标上，2024年浙江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8706亿元，而山东为7711.5亿元，低于浙江。人均GDP指标，浙江也要远远领先山东，民富程度更高。

汇集的资金总量，也即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，浙江为229502亿元，也远高于山东的173826.6亿元；上市公司数量，浙江同样是断层式地领先山东。

如果浙江能够延续近年来的增长势头，未来几年，有望成功反超山东，坐上GDP第三大省的宝座，进一步改写南北竞争的区域版图。

02

山东是人口大省，常住人口数多达1亿；同时也是工业制造业大省，是全国唯一一个拥有41个工业大类的省份。

它不仅盛产樱桃、苹果和挖掘机，还拥有众多知名的鲁企品牌，如家电领域的海尔、海信，食品饮料领域的青岛啤酒、鲁花，纺织服装领域的魏桥，重工领域的中国重汽、潍柴动力等等。

资源禀赋优良、工业基础深厚的山东，为何相对浙江的领先优势不断缩小？事实上，二者的追赶较量背后，隐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层脉络。

今天的浙江，已然是富庶之地，但实际上，它的先天基础条件并不好。

一来，浙江“缺煤少铁无油”，没有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，缺乏支撑传统重工业发展的关键资源。二来，改革开放之初，浙江也不是国家战略的重点倾斜之地。

对此，学者卓勇良曾在一份名为《浙江民营经济的突破与展望》的研究报告中指出，浙江原来受国营工业薄弱的制约，全省国营工业产值仅列全国各省份第18位（1978年）；并且，“浙江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迟至1982年8月后才全面放开，是全国倒数第2个省份”。

然而，也正是因为缺少资源，浙江没有像山东那样，走上资源型产业的发展道路，形成路径依赖；缺少政策特殊优待，国有经济相对薄弱，计划经济的束缚更小，这使得它在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，遇到的阻力更小，民营经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。

浙江人敢闯敢干，从走街串巷“鸡毛换糖”起步，到缔造出“世界超市”的义乌模式；从家庭作坊里白手起家，到形成“小商品、大市场”的温州模式，这些辉煌成就背后，都是民间经济活力的写照。

2024年，浙江全年的民营经济增加值，占GDP的比重达到67.4%，远高于山东50%左右的比例。

浙江不像山东那样，有“山河号”、“引力一号”等诸多大国重器，但这里有千千万万的小商品。它们背后的民营企业，对市场高度敏感，能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，跟上创新发展的潮流。

正是在这个背景下，浙江不仅能孵化出阿里巴巴这样的头部民企，还能够涌现出DeepSeek等现象级的人工智能企业，提前占领前沿产业的创新高地。

所以，浙江的快速追赶，无非是顺应了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层逻辑——坚定迈向市场经济的广阔天地，摆脱对资源型产业与国有经济的过度依赖，让民营经济茁壮成长。

03

在产业结构上，山东有着“大象经济”的特征，“传统产业占工业总量的70%，重化工业占传统产业的70%”。

作为北方经济第一大省，山东的发展模式，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代表——资源型和重化工产业占比重大，而资源产业关乎国家经济命脉，且投资大、周期长，往往是由国企主导经营，这又导致国有经济占比较高。

然而，一个地区的资源总量终归是有限的。当国有经济占据过多资源时，民营企业可获取的资源空间便会被大幅压缩，发展机遇也随之受限。

此外，国有经济的资源调配方式多依托行政指令，这种模式使得地方政府部门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敏锐度，相较于南方省份显得有些不足。

近年来，南北经济差距受到广泛关注。GDP二十强榜单中，北方城市只剩下北京、天津、青岛、郑州和济南五个。如今，浙江迅速逼近山东，是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一个缩影。

当然，我们没必要唱衰北方，或者对山东的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。

山东有着良好的资源与产业基础，地理位置优越且交通网络发达，近年来更是在技术创新与研发投入上持续发力。浙江想要轻松实现对山东的赶超，绝非易事。

再者，就算浙江未来成功突围，拿下经济第三大省的宝座，省份、城市间的你追我赶，本就是经济发展的常态。没有哪个地区能够永远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，起伏波动实属正常。

只不过对山东、对北方省份而言，面对浙江模式的强劲势头，应该意识到一点——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，推进市场化改革，发展民营经济的步伐，应该迈得更坚定一点。

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，创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，地方政府能做到“无为而治”“放水养鱼”，经济才会更有活力。

*本文为冰川思想库原创文章，未经授权禁止转载，否则追究相关法律责任